孙太太从中堂过来了，推开二姨娘院子的门，站在门口，看着满地碎片，嘴角浮起一丝冷笑。她已经七天没有笑了，此刻忽然笑了，笑得二姨娘浑身发毛，像有一条蛇从脊背上爬过去，凉飕飕的，黏糊糊的。

“哭什么？”孙太太的声音尖利得像指甲划过石板，“你儿子又没死。”

二姨娘的脸色一下子白了，白得像纸，白得像她手里那方揉皱了的帕子。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她的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都发不出来。她只能坐在那里，攥着帕子，低着头，让那些话像毒蛇一样在她心里头游来游去，咬得她千疮百孔。孙太太看了她一眼，转身走了，走得很快，步子很大，像是有什么急事。二姨娘听着她的脚步声越来越远，直到完全听不见了，才抬起头来，看着门口。门口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缕阳光从门缝里漏进来，细细的，长长的，像一把刀。

她忽然不气了。不是因为她想开了，是因为她太累了，累得连气都气不动了。她靠在床柱上，闭上了眼睛。她想起自己十六岁那年被卖进孙家，想起孙万财第一次来她屋里的那个晚上，想起她生儿子的那天，孙太太站在门口，看都没看她一眼，扔下一句“生了个儿子又怎样，你终究是个姨娘”，然后走了。她抱着那个皱巴巴的、红彤彤的、像一只没长毛的小老鼠似的儿子，眼泪一滴一滴地掉在他脸上，他哭了，她也哭了。

儿子六岁了，她不能让他一辈子被人瞧不起，不能让他像她一样，在这个家里抬不起头来。她要让他读书，让他考功名，让他做官，让他把孙太太踩在脚下，让她跪在他面前喊他一声“少爷”。她知道这很难，可她不怕。她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

孙万财暗中布置的事情，一件一件地动了。先是周家绸缎庄从江南进的一批货，在运河上被人截了。不是劫匪，是官差，说是货物里夹带了违禁品，要开箱查验。查了三天，什么都没查出来，放行了，可货期耽误了，周家赔了客户一笔银子。然后是周家粮铺的米价，一夜之间跌了三成。有人在城南新开了一家粮铺，米价比周家便宜一大截，老百姓蜂拥而去，周家的粮铺冷冷清清，伙计们站在门口晒太阳，闲得打哈欠。周怀瑾派人去查那家新粮铺的底细，查来查去，查到的是一个做小买卖的商人，跟孙家没有半文钱关系。可周怀瑾知道，这背后的人，除了孙万财，不会有第二个。

再然后是周家当铺的朝奉，干了二十年的老师傅，忽然辞工不干了。周怀瑾亲自去请他，他低着头，不敢看周怀瑾的眼睛，只说了一句“周老爷，对不住，我家里出了点事，不能干了”。周怀瑾没有追问，多发了他三个月的工钱，把他送走了。他知道这位老师傅不是家里出了事，是被人挖走了。挖他的人出的价码比他给的高，高得老师傅拒绝不了。他不怪老师傅，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常情。他怪的是自己——不够狠，不够快，不够果断。

这些事一桩一件地传到周明远耳朵里，他正在书房里读《大学》。来福站在门口，把这些事吞吞吐吐地说了一遍，说完了偷眼看少爷的脸色。周明远手里的书没有放下，脸上的表情也没有变，像一潭死水，什么都看不出来。可他的手在发抖，书页在指尖沙沙地响，像风吹过树叶，像有人在说悄悄话。

他想起父亲说的那句话——“孙家的事，我来处理。”他说了，做了，没有食言。他把沈玉屏从孙家的魔爪里救了出来，把那张婚书变成了废纸，把那个配阴婚的闹剧摁了下去。他没有想到，孙家会这样报复。不是明刀明枪地来，是暗地里使绊子，一件一件地，一点一点地，像蚂蚁啃骨头，不疼，但烦，烦得你坐立不安，烦得你寝食难安，烦得你恨不得冲进孙家大院，揪住孙万财的衣领，问他一句——“你到底想怎样？”

周明远把书合上，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八月的风吹进来，热烘烘的，带着一股子尘土的味道。他看着院子里那棵槐树，树叶被太阳晒得蔫蔫的，耷拉着脑袋，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他想起沈玉屏家院子里那棵枣树，想起那些嫩绿的叶子，想起她在枣树下站着仰着头看那些叶子的样子，想起她伸出手去摸那片最小的叶子，摸了好一会儿才收回来。她摸的时候嘴角弯着，弯着一个很好看的弧度，像是在跟那片叶子说悄悄话。

他忽然不那么烦了。他想，孙万财不过是个失去了儿子的父亲，一个眼看着家业要败落、却不知道该怪谁、只好把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在周家身上的可怜虫。他可怜，可他不值得同情。因为他选了最蠢的路——跟周家作对。周家不是孙家能撼动的，周家在清河县的根基，比孙家深得多，广得多，稳得多。孙万财这些上不了台面的小动作，不过是蚍蜉撼树，自不量力。他不用怕，不用慌，不用坐立不安。他只需要做一件事——读书。考功名。中进士。做高官。到时候，孙万财这点小伎俩，不过是他人生路上的一粒灰尘，吹一口气就散了。

周明远转过身，走回桌前，坐下来，翻开书，继续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