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完了？”他问。

“说完了。”

“继续开会。”他说。

他没有评价她的话，没有说好，没有说不好。但陈穗岁注意到，林殊曼在后面的讨论中，把“孩子的影响力”这个点加了进去，虽然不是用她说的方式，但方向是一样的。

她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我的意见被用了。虽然没有提我的名字。

然后在下面写了另一行字：没有提名字不重要。被用了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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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的时候，宋小雨走过来拍了拍她的肩膀。

“你今天那个发言，胆子也太大了。你才来第一天，就在沈总监面前说那些话。”

“他问我，我就说了。”

“你知道林姐当时在想什么吗？”宋小雨压低声音，“林姐在这个行业做了八年，她做的酸奶案子比你见过的酸奶都多。你当面说她的洞察不对，她心里能舒服？”

陈穗岁沉默了一会儿。她知道自己做了一件不合适的事。不是因为她说的不对，是因为她在这个会议室里的位置不对。一个新来的助理，在第一次内部讨论会上，质疑客户总监的消费者洞察。不管她说得对不对，这个行为本身就是错的。不是因为规矩，是因为信任——林殊曼不认识她，不知道她有没有资格说这些话。

她把这个教训存进了脑子里：话对的时候，也要看是谁在说。

“我下次注意。”她说。

宋小雨看了她一眼，笑了笑：“也不用太注意。沈总监喜欢听不一样的声音。你要是跟他想的一样，他不会注意你。你跟他想的不一样，他才会看你一眼。当然了，你得不一样得有道理。没道理的废话，他看一眼就忘了。”

陈穗岁把这句话也存进了脑子里。

走出写字楼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六点十分，比下班时间晚了十分钟，不算加班，但比她在饭馆收工的时间早太多了。她在饭馆的时候，这个点还在擦桌子、拖地、洗碗，要到九点多才能回隔间。

她站在愚园路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车流和行人。这些人跟她一样，刚下班，脸上带着一天的疲惫，脚步匆匆地走向地铁站、公交站、或者某个亮着灯的饭馆。她忽然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这些人中的一员——一个普通的、在城市里上班的人，有工位、有电脑、有会议、有下班时间。

但她知道自己不是普通的。她跟这些人不一样。这些人里有上过大学的，有研究生，有留过学的，有从小在上海长大的。她不是。她是一个从苏北农村来的、只有初中学历的、在饭馆洗碗洗了一年的十六岁女孩。

她只是穿上了一件起球的灰色外套，坐进了格子间里，看起来像他们。

看起来像，不是是。

她要做的是让自己“是”。

她走到地铁站，刷卡进站。交通卡是周姐给的，卡里的余额还有三百多——周姐充好了给她的。她一直没有还那五百块钱，不是忘了，是她想等第一个月工资发了之后，连本带利地还。

她在地铁上站着，一只手拉着吊环，另一只手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牛皮纸笔记本，翻到今天写的那一页。

会议记录。一堆缩写和人名，她还没整理完。但她注意到自己在那行“孩子的影响力”旁边画了一个五角星。

她看着那颗五角星，看了几秒钟，然后合上笔记本。

地铁到站了。七宝。

她走出地铁站，沿着那条走了无数遍的路走回饭馆。路过七宝老街的牌坊时，她停下来，抬头看了一眼。牌坊上的字还是金色的，在路灯下闪闪发光。她想起第一次经过这里的时候，她刚来上海不到一个星期，口袋里揣着三万多块钱，穿着一件姥姥做的棉袄，不知道明天会在哪里。

现在她知道明天在哪里了。

在蓝火传媒。在客户部。在那个靠窗的、挨着饮水机的工位上。

她推开饭馆的门。周姐在柜台后面按计算器，看到她进来，头都没抬：“回来了？”

“回来了。”

“吃饭了吗？”

“没有。”

周姐放下计算器，站起来，一瘸一拐地走进后厨。过了一会儿，端了一碗面出来，放在靠窗的位置上。雪菜肉丝面，加了一个荷包蛋，葱花撒得比平时多。

“吃吧。”周姐说。

陈穗岁坐下来，拿起筷子，吃了一口。

面还是那个味道，雪菜是咸的，肉丝是嫩的，汤是热的。跟一年前她第一次吃到的味道一模一样。但吃面的人不一样了。一年前吃这碗面的时候，她是饭馆的洗碗工，一个月八百块，住在三平米的隔间里，头顶是油烟管道。现在吃这碗面的时候，她是蓝火传媒的客户部助理，一个月两千五，但还是住在那个三平米的隔间里，头顶还是油烟管道。

住的地方没变，但她变了。

她把面吃完了，把汤也喝完了，一口没剩。

“周姐，”她说，“明天我能不能晚点回来？公司可能加班。”

“加呗，”周姐说，“你又不交房租。”

陈穗岁把碗端进后厨，洗干净，放好。小孙已经下班了，后厨安安静静的，只有冰箱的嗡嗡声。她在灶台前站了一会儿，看着那个她站了将近一年的位置，看着那口她用了无数次的炒锅，看着那把被她磨得锃亮的菜刀。

她忽然想到一件事。她在饭馆学到的东西——怎么买菜、怎么算账、怎么管库存、怎么伺候客人、怎么炒一碗好吃的雪菜肉丝面——在广告公司里能用上多少？

她不知道。但她知道，没有这些东西，她连今天都没有。

她关了灯，走出后厨，回了隔间。

躺在床上，窗外的月亮很亮，月光从窗户外面透进来，照在她脸上。她抬起左手，看着手腕上的镯子。红绳的那截死结今天又松了一点——或者说，那根最后一根纤维终于断了。红绳从镯子上垂下来，像一根枯萎的藤蔓，只在两端还连着一点点，中间已经完全分开了。

但红绳没有掉。它还挂在镯子上，松松垮垮地晃着，像一件穿得太久了的衣服，终于扣子崩开了，但还挂在身上，没有掉下来。

她盯着那截断开的红绳，看了很久。

姥姥说，红绳断了，坏运气就散了。

她不知道坏运气散了没有。但她知道，她今天在会议室里说了一句真话，没有被赶出去，还被记住了。

这不算坏运气。

她翻了个身，把镯子转到手腕内侧，让那截断开的红绳贴着皮肤。

姥姥，红绳断了。

但我还没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