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有移开。

沈嘉树盯着她看了大概五秒钟，然后说了一句话：“你知不知道，我们公司最年轻的员工是二十三岁，研究生毕业。”

“我知道。”她不知道，但她说了知道。

“你才十七，初中都没读完，你觉得你能干什么？”

陈穗岁想了想，说：“我不知道我能干什么。但我知道一件事——你们招人，不是因为学历，是因为活儿没人干。活儿总得有人干。谁干都一样，为什么不能是我？”

沈嘉树没有接话。

他看着她的时间又长了几秒，然后从柜台上拿起那张登记表，转身往走廊里走。走了两步，停下来，没有回头。

“下周一，八点半，带身份证。”

然后他走了。

皮鞋踩在地板上的声音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走廊尽头。

陈穗岁站在原地，看着那条空荡荡的走廊，心跳得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她没有笑，没有跳，没有做任何庆祝的动作。她只是把攥在手心里的汗在裤子上擦了擦，转身走出了蓝火传媒的大门。

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她的腿软了一下。她扶住墙，站了十几秒钟，等那股眩晕过去。

她刚才做了什么？

她走进了一家广告公司，撒了一个关于年龄的谎，跟一个气场强到离谱的创意总监说“为什么不能是我”。

她疯了。

但她不后悔。

她走下楼，走出那栋老写字楼，站在愚园路上。三月的阳光不冷不热地照在她身上，法国梧桐的枝丫上冒出了一些嫩绿色的芽，很小，但很密，一簇一簇的，像是在告诉所有人——冬天要过去了。

她低下头，看了一眼左手腕上的镯子。

红绳还是那截红绳，褪色了，起毛了，那截松了的死结比昨天又松了一点，像是随时都会断开。

她忽然想起姥姥说过的一句话。那是在她很小的时候，姥姥给她系这截红绳，打了三个死结，打得很紧很紧，紧到她的手腕被勒出一道红印。

姥姥说：“穗岁，这个绳结打死结，不是因为怕它开。是因为有些东西，松了就没有了。”

七年了，红绳还没断。

但它在一点一点地松。

她不知道这算不算好事。

但她知道，下周一，她要带着身份证去蓝火传媒。

她要开始爬另一座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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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七宝老街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

饭馆里没什么人。周姐在柜台后面打盹，小孙在后厨洗碗，水声哗哗的，盖住了一切声音。陈穗岁走进去，没有惊动周姐，直接上了阁楼。

她挪开柜子，抠出那块砖，把藏在里面的四根金条和六粒小金豆拿出来，在手里掂了掂。一百九十六克，沉甸甸的，压手。

她看着金条上“中国黄金”四个字，看了很久，然后把它放回去，塞好砖块，挪回柜子。

她下了楼。

周姐醒了，看到她，揉了揉眼睛：“回来了？”

“嗯。”

“去哪了？”

“静安区。”陈穗岁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我去找工作了。”

周姐的手停在半空中，像是被什么东西定住了。她看着陈穗岁，眼睛里的光一点一点地暗下去，又一点一点地亮起来——暗的是不舍，亮的是别的什么。

“找的什么工作？”

“广告公司。做助理。”

“做什么的助理？”

“不知道。去了再说。”

周姐沉默了很久。她把计算器推到一边，从柜台下面拿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烟雾在两人之间升起来，模糊了她的脸。

“你什么时候走？”周姐问。

“下周一。但如果那边不行，我还会回来。”

“回来？”周姐吐出一口烟，嘴角扯了一下，“你这种人，走了就不会回来了。”

陈穗岁想说“我会的”，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因为她知道，周姐说的是对的。她不是那种会回头的人。她从来都不是。

“周姐，”她说，“这一年，谢谢你。”

周姐弹了弹烟灰，没有看她。

“谢什么谢，”她的声音有点哑，“你干活，我付钱，两清。”

陈穗岁没有反驳。她走到后厨，系上围裙，开始备菜。小孙从水池边探过头来：“穗岁姐，你要走啊？”

“下周一。”

“那以后谁买菜？谁管账？谁切菜？谁——”小孙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句小声的嘟囔，“谁炸那么好吃的大排啊。”

陈穗岁没有回答。她把葱姜蒜切好，分门别类装进保鲜盒，把冰箱里的食材清点了一遍，把明天要用的东西全部备好。

她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比平时更慢，更认真。不是因为怕做不好，是因为她想记住。记住这个后厨的气味，记住灶台的火候，记住小孙洗碗时哗哗的水声，记住周姐在柜台后面按计算器的声音。

这些声音、气味、画面，是她在上海的第一块基石。

她不会忘记。

永远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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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关店之后，陈穗岁没有回隔间。

她坐在饭馆靠窗的位置上，手里捧着那本《消费者行为学》，但没有翻开。她看着窗外的七宝老街，灯一盏一盏地灭了，游客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几个拎着塑料袋的夜归人，脚步匆匆地走过青石板路。

她想起一年前，她站在上海火车站的北广场上，背着三十斤的行李，口袋里揣着三万块钱，抬头看着东方明珠塔，觉得那是一个巨大的、不可能实现的梦。

一年后，她坐在七宝老街的一家小饭馆里，手里拿着一个创意总监给的offer——如果那算offer的话。

她没有学历，没有背景，没有经验。她只有一张身份证，一本翻烂了的字典，三根藏在墙里的金条，和一股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不要命的勇气。

够不够？

她不知道。

但她知道，如果不够，她就再攒。

攒够了再来。

她翻开《消费者行为学》，借着饭馆最后一盏灯的亮光，读到了第一章的第一句话——

“了解消费者，就是了解人性。”

她在下面划了一条线。

然后她合上书，关了灯，锁了门，回了隔间。

躺在床上，她把手腕上的银镯子摘下来，在月光底下转了转。镯子上的梅花已经完全看不清了，只剩下一团模糊的暗纹。红绳的三个死结里，有两个还紧着，一个已经松了一大半，只剩几根细细的纤维连着，在月光下像是随时都会断。

她不知道红绳断了的那一天，坏运气会不会真的散。

但她知道，好运气不是等来的。

是自己挣来的。

她把镯子重新戴上，把字典从枕头底下拿出来，翻到“起”字那一页。

程起航的名片还在。

翻到“树”字那一页。

沈嘉树的名片也在。

她把字典合上，压在枕头底下，闭上眼睛。

下周一。

她要带着身份证去蓝火传媒。

她不知道等她的会是什么。

但她知道，不管是什么，她都能扛。

因为她是陈穗岁。

苏北来的，十五岁，初中都没毕业。

但她在上海有了一个屋顶，四根金条，两张名片，和一个下周一。

这就够了。

至少现在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