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了。

她没睡好，行军床太窄，翻身就硌到墙，油烟管道一整晚都在响，像有人在她头顶上打鼓。但她是那种越是睡不好就越清醒的人——身体的疲惫会让她的大脑更加警觉，这是她在菜市场练出来的本事。

凌晨四点，她听到后厨有动静。

她起身，把被子叠好，用水壶里的凉水洗了把脸，走到了后厨。

周姐已经在里面了。她系着一条围裙，正在案板上切肉。刀工很好，肉片薄得透光。

“起这么早？”周姐看了她一眼。

“习惯了。有什么要帮忙的？”

周姐朝水池那边努了努嘴：“先把昨天晚上泡的碗洗了。”

水池里堆着小山一样的碗碟，泡在油腻腻的冷水里。陈穗岁挽起袖子，把手伸了进去。

水很凉。三月的上海，自来水管里出来的水还是冰的。她把手伸进去的瞬间，指尖像被针扎了一下，但她没有缩回去，而是握住了最上面那只碗，开始洗。

银镯子浸在冷水里，红绳在水下显得更旧了，但那三个死结还牢牢地系着，一个都没有松。

周姐切完肉，转头看了她一眼。

她洗碗的动作很快，而且有自己的顺序——先洗杯子，再洗碗，最后洗油腻最多的盘子和锅。洗完之后用清水冲两遍，沥干，分类摆放。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你在饭馆干过？”周姐问。

“没有。但我洗过菜，卖过菜，道理差不多。”

“你不怕水凉？”

陈穗岁甩了甩手上的水，低头看了一眼湿漉漉的镯子，红绳吸饱了水颜色变深了一些，从淡粉变成了暗红，像是刚被血浸过一样。她忽然想起一个画面——姥姥坐在灶台边洗碗，冬天的水也是凉的，姥姥的手上戴着这个银镯子，镯子上也系着一截红绳。

“再凉能比苏北冬天的井水凉？”她说。

周姐没有再说话。

早饭是一锅白粥和一碟咸菜。陈穗岁喝了两碗粥，吃了一个馒头。馒头是昨天剩的，有点硬，她用粥泡软了吃。周姐看见了，说：“以后别吃剩的，锅里新蒸的有。”

陈穗岁点了点头，但第二天她还是吃了剩的。不是怕浪费，是觉得自己还不配吃新的。

这一天是她在饭馆正式上班的第一天。

七点，客人开始陆续进来。早餐的高峰期在八点到九点之间，大部分是附近的老居民和上班路过的人。他们点一碗面或者一碗馄饨，吃完就走，不闲聊，不逗留。陈穗岁负责端面、收拾桌子、收盘子、擦桌子。

她观察每一个人。

一个穿深蓝色工装的男人，大概五十多岁，每天早上七点十分准时到，点一碗雪菜肉丝面，加一个荷包蛋，坐在靠窗的位置，吃面的时候会看手机。她给他倒了三次水，他喝了两次，第三次没动。她记住了一个信息：这个人不爱喝水，或者不爱在吃面的时候喝水。

一个烫着卷发的中年妇女，大约九点来，点一碗小馄饨，堂吃，但每次都会要一个打包盒。她第一次在打包盒里装了什么？不是馄饨，是桌上的醋。她倒了满满一盒醋带走。陈穗岁没有说什么，只是记住了这个细节——以后她来的时候，桌上的醋瓶要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一个年轻女孩，穿着白衬衫和黑色西裤，大概是附近的上班族，来去匆匆，点一碗葱油拌面，站着吃，三分钟吃完，扫码付款，走人。她发现这个女孩从来不在饭馆里看手机——不是在赶时间，是在赶一种她自己设定的节奏。这种人不喜欢被打扰，不喜欢被推荐，不喜欢“今天有新菜要不要试试”这种废话。

陈穗岁把这些信息全部记在了脑子里。她有一本隐形的笔记本，翻页的速度很快，存储的空间很大，而且永远不会丢。

中午十一点到一点是午餐高峰。饭馆的生意比早餐好，翻台率很高，一张桌子一中午能接待四拨客人。她端着托盘穿行在窄小的过道里，手腕上托着三碗面，稳得像老手。周姐在后厨炒菜，偶尔探头看一眼外面，看到她端面的姿势，眉头松了一下。

下午两点到五点，店里没什么人。这是饭馆最安静的时候，也是陈穗岁最喜欢的时候。她会在这段时间里收拾后厨、擦灶台、拖地、洗碗、择菜、切配料。她做事有自己的节奏和顺序，不急不慢，像一个上了发条的钟。

周姐坐在柜台后面玩手机，偶尔看她一眼，偶尔说一句“那个土豆不用切那么细”“那个葱姜蒜多备一点”。她都记下了。

晚上六点到八点，晚餐时间。生意比中午差一点，但也有几桌常客。一个常客是一个老爷子，七十多岁，秃顶，戴着一副老花镜，每天晚上六点半准时到，点一份葱烤大排、一碗米饭和一碗紫菜蛋花汤。他吃饭很慢，吃一口饭，嚼很久，放下筷子，喝一口汤，再拿起筷子，吃下一口。一顿饭吃一个小时，然后坐十分钟，结账，走人。

陈穗岁注意到他每次都会把碗里的饭吃干净，一粒都不剩。她喜欢这样的人。

晚上九点，最后一桌客人走了。她开始收拾，洗最后一批碗，拖地，关灯，锁门。

回到那个三平米的隔间，她坐在行军床上，记了一笔账：

第一天，洗碗六十三只，盘子四十一只，杯子二十二只，锅五口。擦桌子四十七次。拖地三次。端面五十二碗。

她在脑子里把这些数字过了一遍，觉得还不够。

不够快，不够多，不够好。

她要更快，更多，更好。

第二天的早饭，她没有吃剩馒头。

她吃了一个新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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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她开始跟周姐学上海话。

不是刻意的学，是她在后厨听周姐跟供应商打电话的时候，发现上海话里有很多词跟苏北话是相通的。比如“阿拉”就是“我们”，“侬”就是“你”，“伊”就是“他/她”。她把听到的每一个词都记下来，下班后在自己的小隔间里反复练习。

“侬好。”

“谢谢侬。”

“再会。”

她对着墙上那面巴掌大的镜子一遍一遍地说，舌头一开始是硬的，像含了一块石头。练到第三天，石头化了，舌头软了，上海话从喉咙里流出来，虽然带着一股苏北口音，但能听懂个七八成了。

第七天，一个本地老太太用上海话问她：“小姑娘，格碗面啥辰光好上？”她愣了一下，然后回答：“马上就来，阿婆。”

老太太笑了笑：“侬上海话讲得蛮好嘛。”

她没说自己才学了一个星期。

第十五天，周姐让她帮忙算账。

“你数学怎么样？”周姐问。

“卖过菜。”

周姐把当天的账本推过来，上面记着各种数字：食材采购、水电费、营业额、翻台率、人均消费。陈穗岁看了一遍，拿过计算器，噼里啪啦地按了起来。按了大概两分钟，把结果写在纸上，递给周姐。

周姐看了一眼，又看了看自己算的结果，一模一样。

“你算得比我快。”周姐说。

“习惯了。”

“你以前卖菜的时候也算账？”

“不是算账，是算命。”陈穗岁说，“菜市场的生意，一天的利润就那么点，算错了就亏了。亏了就没有下一顿了。”

周姐沉默了一会儿，把账本合上，看着她：“你家里还有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