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穗岁在火车站坐了一夜。

不是不想走，是不知道该往哪走。火车站广场上到处都是人，有人躺在地上睡觉，有人靠着柱子发呆，有人来回走动嘴里念念有词。她找了一个相对干净的角落，把行李包当凳子，抱着膝盖坐了一宿。

凌晨五点多，天刚蒙蒙亮，广场上的路灯熄了一半。一个穿着橘黄色马甲的清洁工推着垃圾车从她面前经过，看了她一眼，说了一句上海话。她没听懂，但从语气判断大概意思是“你怎么还在这儿”。

她决定先找那张名片上说的地址。

名片上写着“食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地址在静安区的一条路上。她不知道静安区在哪，但她看到了火车站出口处有一个地铁站。

地铁站。

这是她在电视上见过的东西。村里只有王叔家有一台电视机，十四寸的黑白，信号不好的时候满屏雪花。她偶尔会去蹭着看，看新闻联播，看天气预报，也看过一个关于上海地铁的纪录片。那时候她觉得地铁是另一个世界的东西，就像太空飞船一样遥不可及。

现在她站在地铁站的入口处，看着下面黑洞洞的楼梯，心跳得有点快。

她走下楼梯。

地铁站里比上面还要亮，白炽灯把每一个角落都照得纤毫毕现。自动售票机前排着队，她排在最后面，观察前面的人怎么操作。轮到她的时候，她从口袋里摸出十块钱，选了目的地——她不知道静安区的那条路在哪个站，但地图上显示最近的地铁站叫“静安寺”。

票价四块。她觉得贵，但还是买了。

进站的时候她又遇到了麻烦。闸机需要刷卡才能通过，她把卡放在感应区，没反应；换了个角度，还是没反应。后面的人开始不耐烦了，一个穿西装的男人从她身边挤过去，把自己的卡刷了一下，闸机开了，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她站在那里，脸有点热。

旁边一个阿姨看不下去了，走上来帮她把卡翻了个面，重新放在感应区。“嘀”的一声，闸机开了。

“谢谢阿姨。”她说。

阿姨摆摆手走了。

她跟着人流下到站台，等了两分钟，列车进站。车门打开的瞬间，她被人流裹挟着挤了进去，行李包被夹在两只大腿中间，整个人被挤得像一片薄纸。

列车开动了。

车厢里的灯忽明忽暗了一下，她看到了对面车窗玻璃上映出的自己。一张瘦削的脸，颧骨突出，眼睛很大，眼窝有点深，头发乱糟糟的。身上的衣服是姥姥生前给她做的最后一身，藏蓝色的涤纶布料，洗得发白了，袖口磨出了毛边。左手腕上的银镯子在车厢的灯光下闪了一下，红绳的颜色在冷白色的光里显得格外暗淡，像褪了色的旧时光。

她想起姥姥做这身衣服的时候，手指已经不太听使唤了，针脚歪歪扭扭的，缝了拆、拆了缝，折腾了一整天。姥姥一边缝一边骂自己：“老不中用的，连件衣服都做不好了。”

陈穗岁穿着这身衣服，觉得很好。不是好看，是暖和。

列车报站：静安寺站到了。

她跟着人流下车，出站，上到地面。

然后她愣住了。

这是她在电视上也没见过的景象。高楼，到处都是高楼，玻璃幕墙反射着早晨的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马路上车流如织，行人步履匆匆，每个人都像装了发条一样走得飞快。空气里有一种陌生的气味，不是泥土味，不是炊烟味，是一种冰冷的、金属的、让人有点眩晕的气味。

她站在路口，仰头看着那些高楼，觉得它们像是从天上长出来的，根扎在云里，尖刺破了天。

一张巨大的广告牌挂在对面的写字楼上，上面是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人，皮肤白得发光，笑容完美得像假的一样。广告牌上写着：“你值得拥有。”

陈穗岁看了三秒钟，心想：这句话是写给谁看的？谁觉得自己“不值得拥有”？

她没有在这件事上多花时间，因为她得先找到那张名片上的地址。

名片上的地址在一条叫“愚园路”的街上。她沿着路牌走，走了大概二十分钟，找到了那栋楼。那是一栋老式的写字楼，外墙刷着米黄色的涂料，有些地方已经剥落了。她站在楼下，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进去。

电梯坏了，她走楼梯上到四楼。走廊尽头有一扇玻璃门，门上贴着“食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几个字，字迹已经褪色了。门关着，里面没有灯，看起来不像有人在办公。

她等了半个小时，没有人来。

一个保洁阿姨从走廊那头走过来，她问：“阿姨，这家公司还开着吗？”

保洁阿姨看了一眼那扇门：“搬走了，上个月就搬了。”

“搬哪去了？”

“不知道，你打他们电话问问。”

她摸了摸口袋里的那张名片，电话号码还在。但她没有手机。

她站在走廊里，看着那扇关着的玻璃门，沉默了几秒钟。

然后她转身下楼，走出了那栋楼。

没关系。

她本来也没指望一张陌生人的名片能解决所有问题。她来上海不是为了靠别人的，她是来靠自己的。

愚园路是一条老马路，两边种着法国梧桐，树叶刚冒出嫩绿的新芽。路的尽头有一个菜市场，她闻到了熟悉的味道——鱼腥味、肉腥味、青菜腐烂的甜味，混在一起，跟镇上的菜市场一模一样。

她走进菜市场，像一个溺水的人抓住了浮木。

菜市场是最让她安心的地方。她熟悉这里的每一个环节——进货、陈列、定价、吆喝、算账、收摊。她知道怎么把蔫了的青菜洒点水让它看起来新鲜，知道怎么把不新鲜的肉放在最里面让客人拿不到，知道怎么在城管来的时候最快地收拾东西走人。

这些不是她学的，是她悟的。在菜市场待过的人都知道，这里没有教科书，只有交易和教训。

她在一个卖干货的摊位前停下来，假装看香菇，眼睛却在观察整个市场的格局。这个市场大概有八十个摊位，卖什么的都有。生意最好的是一家卖豆制品的，门口排着队；生意最差的是靠里的两个蔬菜摊，位置不好，菜也不新鲜。

她在脑子里飞快地算了一笔账。如果她也摆一个菜摊，平均一天能卖多少？利润率是多少？要交多少摊位费？要跟谁进货？这些问题像算盘珠子一样在她脑子里噼里啪啦地响，但她没有答案，因为她对这个市场还一无所知。

她需要先活下来，然后才能想赚钱的事。

活下来，首先要有一个住的地方。

她离开菜市场，沿着愚园路继续走。路过一家房产中介的时候，她停下来看了看橱窗里贴的租房信息。最便宜的一间合租房，月租一千二。

一千二。

她一个月的生活费在镇上只要两百块。一千二够她在镇上活半年了。

但她不在镇上了。她在上海。

她继续往前走，走到一条叫“万航渡路”的街上，看到一家小饭馆门口贴着一张纸，上面用记号笔写着“招洗碗工，包吃住”。

她推门进去了。

饭馆不大，十来张桌子，墙上贴着发黄的菜单。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正在擦桌子，听到门响抬起头来，上下打量了她一眼。

“吃饭？”

“你们招人？”陈穗岁问。

那女人又打量了她一眼，目光在她身上的衣服上停了一下，然后说：“你多大了？”

“十七。”她说。

她撒谎了。她知道正规的地方不收童工，但她等不到十八岁了。

“干过吗？”

“干过。洗菜、切菜、洗碗、端盘子，什么都能干。”

“身份证带了吗？”

她犹豫了零点几秒，然后从口袋里摸出身份证递了过去。她知道身份证上写的出生日期会暴露她的真实年龄，但她没有办法，她必须要有这份工作。

那女人看了一眼身份证，抬眼看她：“你才十五？”

“我虚岁十七。”

“虚的不算，实打实的就十五。”那女人把身份证还给她，“小妹妹，我这儿是正经做生意的，不敢用童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