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材料提交后的第三周，法院通知于甄鹿去参加听证会。

那是一个周三的上午，法院的传票通过短信和邮寄两种方式送达。短信先到，于甄鹿在公司的茶水间里看到手机屏幕上弹出一条以“人民法院”开头的通知，手指条件反射地抖了一下。但他点开看完之后，发现不是催收，是听证会通知——日期、时间、地点、需携带的材料清单。他把短信看了三遍，然后关了屏幕，把手机放回口袋，继续冲咖啡。咖啡粉放多了，比平时更苦，但他喝完了。

听证会前夜，于甄鹿失眠了。

不是因为恐惧——恐惧已经变成了一种背景音，像冰箱的嗡嗡声，习惯了就不觉得吵。他失眠是因为脑子里有太多声音。那些声音不是来自外面，是来自他内部的某个角落——关于明天的听证会，关于鹿梦鱼，关于赵远说的科学顾问的事，关于周教授在便签上写的“你永远是我的学生”。这些声音不是依次出现的，而是同时涌上来，像一台收音机同时收到了六七个频道，每一台都在用不同的音量说话。他在黑暗中闭着眼睛，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顾医生教过他，吸气四秒，屏息四秒，呼气六秒——但那些声音不肯停。他干脆不睡了，坐起来，打开灯，翻开那个深蓝色笔记本，开始写。写听证会上他准备说的陈述词，写如果法官问他“你为什么认为自己符合条件”时他该怎么回答。第一遍太啰嗦，划掉。第二遍太卑微，划掉。第三遍——“因为我是‘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太像在背书，但暂时保留。他写了四遍，直到天亮。

她今天又来陪他整理材料了。傍晚时分，她带了一个保温袋，里面是外婆做的红烧肉和米饭。她说“明天你要在法庭上站很久，多吃点”。于甄鹿吃了大半碗，把剩下的留在碗里，说“留着明天早上热一热”。她没有劝他吃完。她知道他能吃这么多已经很好了。

饭后，她坐在书桌前，低着头，用铅笔在最后一份合同的条款上编号——罗马数字，她写得很小很工整，像是怕占太多地方。台灯的光照在她脸上，她的侧脸很安静，像一幅画。她的手腕被台灯照得像用瓷做成的。铅笔在她手里转了一下——她已经把合同从头到尾核了三遍，这是第四遍，只是为了确保没有任何遗漏。于甄鹿坐在行军床上，看着她，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那感觉像春天的冰面下流动的水——看不见，但能感觉到。凉凉的，痒痒的，带着一种危险的、会把人卷走的暗涌。

她走后，他一个人躺在行军床上辗转。

我喜欢她。

这个念头像一把刀，剖开了他自以为坚固的盔甲。他吓了一跳，下意识地想要否认——不，你不喜欢她，你只是感激她，你只是依赖她，你只是需要她帮你还债、陪你打官司、给你带馄饨——但他骗不了自己。他喜欢她说话的方式。喜欢她喝汤时把勺子轻轻搁在碗沿上的习惯。喜欢她的手指在合同边上写下的那些工整的罗马数字。喜欢她在地铁站说“非随机抽样”时眼睛里狡黠的光。喜欢她说“因为你在论文里写的那句话”时，声音里那种笃定——好像那句话本身就是答案，不需要再解释。喜欢她在他最糟糕的时候出现在他面前，不是因为他的值得，而是因为她的选择。

但你不能喜欢她。理智的声音冰冷而清晰——他把它命名为“敌对理性”。顾医生教过他什么叫认知扭曲，他知道这不是真理性对话，但此刻它听起来比任何真理都更有说服力。你欠了一百多万，你有抑郁症，你连自己都照顾不好。你有什么资格喜欢她？她父亲经营几家公司，她住别墅，她开好车。你住在十平米朝北的出租屋，你穿起球的毛衣，你连一杯三十五块钱的咖啡都舍不得喝。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她在天上。你在地下。

而且，就算她不在意这些，你就不怕连累她吗？你的债务就算被法院统一处理了，但你的抑郁症还没有好——不对，你连自己的病到底是不是“抑郁症”都没有搞明白。那些不眠夜里的亢奋、那些不请自来的念头、那些停不下来的写作冲动——你把它们归结为“喝多了咖啡”，但你心里隐隐知道也许不是。你在顾医生面前绝口不提那些片段，因为你害怕她告诉你一个更复杂的诊断。如果真的是那样，那你凭什么让一个好好的女孩陪一个连自己的脑子都控制不了的人在深渊里挣扎？

你不配。

于甄鹿闭上眼睛，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是湿的——不是眼泪，是汗。他这样告诉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