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桌上，摊开的笔记本写满了数字和日期，那是他为自己规划的、长达二十年的还款刑期。旁边，一瓶伪装成维生素的抗抑郁药，白色的药片像微型的墓碑，整齐地排列着，祭奠着他一天天死去的、对正常生活的微小渴望。他每天吞下这些墓碑，然后假装吞下的是维生素。这个谎言太可笑了——一个人连吃药都要撒谎——但可笑不是止痛药，可笑只是可笑。

那瓶药是三个月前开的。诊断书藏在抽屉最底层，上面写着“重度抑郁发作，伴焦虑distress”。他记得那天坐在诊室里的情景：顾医生问他“最近有没有想过结束生命”，他沉默了很久——久到诊室里的空调嗡嗡声变成了一种节奏，像遥远的鼓点——然后说“想过，但没有力气去做”。医生在病历上写了些什么，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像某种判决。

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一个人扛着。已经扛了三年了。从第一笔网贷滚出利息的那天起，他就把自己密封了起来。密封得很成功——同事觉得他性格内向但好说话，大学室友觉得他只是混得不太好，母亲觉得他瘦了是因为加班太多。没有任何人知道他每天吃的是什么药，背的是什么债。这层密封膜是他用全部的力气维持的，薄得像蝉翼，但撑了三年没破。他不知道还能撑多久。他只是每天早上醒来，把药片咽下去，把还款计划看一遍，然后出门。

像一个被程序设定好的机器。一台快要生锈的、还在勉力运转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