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彩纸屑撒了吧台一桌面，墨菲骂了一句，但没有真的生气。弗兰克难得没提前溜回家，他老婆抱着刚满月的孩子来坐了一会儿，婴儿被此起彼伏的干杯声吓哭了，又被抱回去了。

而她一直端着托盘在桌子之间穿梭。

倒数的时候她正给角落那桌爱尔兰人上啤酒。收音机里传来时代广场的欢呼声，整个酒馆的人跟着一起倒数——十、九、八——墨菲把吧台上的铃铛敲得震天响，三、二、一——然后所有人吼出“Happy New Year”，陌生人互相拍肩膀，弗兰克拿汤勺敲着锅底从后厨冲出来，一个老水手扯着破锣嗓子唱起了《友谊地久天长》。

玛丽站在吧台旁边，手里还端着一杯没送出去的威士忌，看着满屋子的热闹，跟着收音机里的声音轻轻哼了一句。

凌晨三点，最后一批客人歪歪倒倒地出了门。墨菲坐在吧台后面数钱，那只假眼睛直直地瞪着前方，真眼睛眯成一条缝，“早点休息，新年快乐，明天再来。”

玛丽把最后一个擦得发亮的黑啤酒杯倒扣在滴水架上，解下油腻的围裙走入后厨，史蒂夫正坐在角落的空酒桶上等她。

“玩的怎么样？”玛丽走过去，自然而然地将双手覆在史蒂夫的脸颊上，用自己掌心的余温去驱散他皮肤上的寒意。

他和巴基一起去曼哈顿跨年了，玛丽本来想请假跟他一起去的，可惜除夕夜酒馆生意过分火爆，老板墨菲死活不肯准假，玛丽只能遗憾地错过了这一机会。

史蒂夫顺从地仰起头，湛蓝的眼睛里闪烁着终于等到心爱之人的雀跃：“他们说今年换了新球。一颗四百磅重的铁球，把以前那颗七百磅的铁木旧球给换下来了。”

时代广场的首次跨年庆祝活动始于1904年，后来因为纽约市颁布了烟花禁令，所以在1907年开始，用降球代替烟火，有了水晶球降落的传统。

“人多吗？”

“很多。”他点头，“巴基说至少五十万，盖伊·隆巴多的乐团奏了三遍《友谊地久天长》，每次奏到副歌都有人哭。”

“听起来很热闹。”玛丽说，拉起史蒂夫的手往外走。

“但其实很无聊，”史蒂夫任由她牵着，“如果你在就好了。”

他有点不好意思，但是他的真实想法，“那么多人都在叫，在哭，可我站在这盛大的热闹里，心里却一直在想你。如果你也在，哪怕不去看那颗新球，只是站在十四街的电车站底下吹冷风，也比时代广场好上一百倍。”

玛丽没说话，她只是拉紧了史蒂夫的手，踩着下东区青石板路上的残雪。

她之前有考虑过换份工作的，但在现在的美国，女性的就业市场狭窄得像是一条没有出口的窄巷。

此时和平时期的首个征兵法案虽已通过，军工产业也开始加速，但大规模抽离男性劳动力的“铆工罗茜”时代尚未真正到来。

更何况，玛丽这张东方韵味十足的脸孔下流淌着中国血统，在《排华法案》尚未废除的现在，任何一份体面的文员或店员工作，都会在看到她肤色与背景的一瞬间，竖起一道系统性歧视的隐形高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