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幕上詹姆斯·斯图尔特笨拙地系着领带，玛格丽特·苏利文戴着那顶小圆帽，嘴里说着刻薄的话，眼睛里却藏着温柔。

放映到一半，银幕上两个人在咖啡馆见面了，但不知道对方就是自己的笔友。男人紧张地把盐当成糖倒进咖啡里，女人假装在看菜单，嘴角却在发抖。

观众里有人在笑，有人在叹气，有个坐在前排的老太太大声说“你们俩倒是认出来啊！”

巴基把一颗爆米花扔进嘴里，凑到多蒂耳边说了句什么。多蒂捂住嘴，肩膀笑得一抖一抖的。

史蒂夫看得很专注，偶尔在电影角色幽默自嘲时发出一阵轻快的笑声。

银幕上，女主角靠在柜台上，说了一句——“我心里有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

玛丽的视线没有离开银幕，但她感觉到史蒂夫在黑暗中悄悄伸过手，极其慎重地握住了她的手。

他的掌心因为兴奋而微微出汗，很热。

玛丽没有挣脱，而是反手与他十指紧扣。

他们好像在用触觉复述银幕上的那句话——我见过你了。我每一天都在见你。

在这个被阴云笼罩的1940年岁末，只能容纳几十人的狭小放映厅里，玛丽突然生出一种荒谬却真实的幸福感。

……

一九四一年的钟声，是在一种近乎迷幻的喧嚣中撞碎布鲁克林夜空的。

对布鲁克林的底层劳工来说，跨年远没有刚过去的圣诞节那么神圣。

玛丽觉得，美国的圣诞节更像是一场带着宗教色彩与家庭温情的“中国除夕”——人们得赶在平安夜前挤上长途大巴，哪怕冒着暴风雪也要回到点着壁炉的旧客厅里，吃一顿烤得发柴的火鸡，在槲寄生下亲吻。

而新年，则更像是一场属于街头和年轻人的狂欢。元旦前夜，时报广场上挤满了穿着厚呢大衣、喝得醉醺醺的男女，他们在倒计时里把彩纸抛向空中，试图用酒精和尖叫把过去一年的萧条与对战争的恐慌踩在脚底。

身为“水手休息处”酒馆唯一的招待，玛丽在一九四〇年的最后一夜在烟雾缭绕和混杂着廉价黑麦威士忌的酒气里一直撑到了凌晨三点。

按照纽约州这时的法律，平日里酒馆在凌晨两点或三点前必须强制打烊，但在除夕夜这个纵容所有人逃避现实的特殊节点，政府的监管通常会默许一种温热的失控，允许暗场与酒馆通宵达旦。

酒精让大萧条的阴云和彼岸不断逼近的战火变得模糊，客人们疯狂地敲击着橡木吧台，把口袋里最后的几枚镍币换成能烧红喉咙的劣质波本。

墨菲搬出了那台平时搁在吧台角落里积灰的老收音机——外壳上的清漆已经磨花了，旋钮松得要用指甲掐着才能转。他把天线拉到最长，斜斜地支在酒架顶上，CBS的跨年直播从喇叭里沙沙地传出来，盖伊·隆巴多的乐团正在奏一支暖场的华尔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