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伦·卡特

是的，我知道该怎么做。

用纱布按住小腹上的枪伤，我将另一只手探向口袋。

那个被发现的窃听器，倒让我当时一下就想起了她这个人。所以在内格尔死后，我马不停蹄地安排两批人去纽约找她，先制造恐惧，再施以恩惠，操纵情绪的常规手段，以此促成合作。但她比我想象中难搞，没什么本事但一身反骨，直接断了我的财路。甚至让我损失了几名手下。这很让人火大。

不过说起“反骨”......

我在身后将手枪上膛。

也让我想起自己身上发生的不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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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姬姑妈葬礼那天，我在致辞里，对着所有前来吊唁的政要和特工复述了她曾对我说过的话。

在能让步的地方让步，在不能让步的地方，坚决不让。哪怕所有人都告诉你错误的事情是正确的，哪怕全世界都在让你退让，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像一棵树那样坚守自己，直视他们然后说，该让步的是你们。

我一直将她视作精神坐标，所以也将她的事业、立场、目标、理想化作我追求的英雄主义。

直到那些事情发生后，我才意识到，意图重走他人的人生路径，是一件多蠢的事。

我只注意到成就，却忽视了盲点的存在。

好吧，找到盲点总要付出些代价。我的代价可能开始于为了感情交付一面盾牌和一枚香吻的那天。

有洞察计划这一前车之鉴，史蒂夫无法信任索科维亚协议，也无法信任背后的美国政府。他早明白，我也逐渐后知后觉。

就算没有九头蛇，当初神盾局也照样认可洞察计划把枪口对准每一个人的脑袋。开枪与否只需权力机构一声令下。但权力机构背后是具体的人，而并非每个人都是正义的化身。

任何决策者都能以维护国家安全的理由打压异己——这势必产生独裁。

政客们一辈子机关算尽，会想不到这一点吗？

未必吧。

所以我发现那天让我交出盾牌和香吻的不只是个人情感，还有对史蒂夫罗杰斯想法的认可。

不过这他妈可让我吃了不少苦头，也让我看清了另一个真相。

我因盗窃政府财产罪和叛国罪被满世界通缉。

差点被抓那次我想要为自己抗辩，史蒂夫和他的好朋友巴恩斯正为全人类的安全在瓦坎达和灭霸大军打得有来有回，至少能证明我当初帮他们是对的吧？但我差点被那群曾经的自己人乱枪打死。

原来我连被审判的权利也失去了，直接被定下死罪。就像当初在罗马尼亚，被我上司下令要求直接击毙的冤大头冬兵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