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日，庭审进入第三天。

沈未央这一夜睡了不到四个小时，但精神比前一天好了很多。也许是因为最难的昨天已经过去了，也许是紧张到一定程度之后，人反而会变得平静。

清晨六点半，她站在劏房的窗前，看着维港的方向。天边有一抹橘红色的光，太阳还没有出来，但云层已经被染上了颜色。她深呼吸了三次，把父亲那封信从抽屉里拿出来，又读了一遍。信纸已经被她翻来覆去读过很多遍了，边缘有些卷曲，几处折痕也快要裂开。她小心翼翼地把它折好，放进包里。

出门的时候，天刚蒙蒙亮。油麻地的街道上已经有早起的商贩在开门了，茶餐厅的伙计在搬桌椅，水果摊的老板在摆放橙子，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清晨特有的清新气息。她在楼下的茶餐厅买了一个菠萝包，没有吃，放在包里。

她不知道为什么要买。也许是因为傅承洲说过，等案子结束要请她吃菠萝包。她等不及了。

八点半，她到了法院。傅承洲在休息室等她，手里拿着两杯咖啡，看见她进来，递了一杯过去。

“今天上午林文龙作证，下午你出庭。”他的声音很稳，但沈未央注意到，他的领带比昨天系得更紧了一些。

“我知道。”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他们站在窗边，谁都没有再说话。窗外的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地板上投下一道一道的光影，那些光影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移动，像是在无声地告诉所有人——不管你们准没准备好，时间都会往前走。

九点整，法庭开庭。

林文龙被工作人员领着走进法庭。他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看起来像一个来参加商务会议的基金经理，而不是一个即将在法庭上作证、承认自己帮助洗钱四亿七千万的证人。

他在证人席上坐下，举起右手，宣誓。

方志宏走到他面前。“林先生，请你向法庭陈述，你和被告傅承邦是什么关系？”

“他是我的客户。”林文龙的声音很平稳，听不出一丝紧张。

“从什么时候开始？”

“1998年。”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通过一个共同的朋友介绍。那个人在香港做金融，知道我在新加坡做资产管理，就介绍我们认识了。”

“傅承邦找你做什么？”

“他有一笔钱，想放在新加坡。”

“多少钱？”

“刚开始的时候是几百万港币。后来慢慢多了，到2005年左右，总额已经超过了一亿港币。”

“这些钱的来源，你知道吗？”

林文龙沉默了两秒钟。“我知道一部分。他告诉我是从家族企业里分出来的钱，合法的。但我后来查到，这些钱是从香港的几家公司转出来的，那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是他。我当时起过疑心，但没有深究。因为他是我的客户，我不想失去这笔生意。”

方志宏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林先生，这是检方证据第137号，一份从新加坡寄来的Oceanus Capital的客户资金流水。上面显示，从1998年到2007年，傅承邦通过你的公司转移的资金总额为四亿七千万港币。这份记录，是你提供的吗？”

“是。”

“你为什么愿意提供这份记录？”

林文龙的目光在法庭里扫了一圈，落在旁听席的某个方向。沈未央知道他在看谁——他在看傅承邦。被告席上，傅承邦的表情依然是平静的，甚至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

“因为我不想替别人坐牢。”林文龙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波动，“我知道这笔钱的来路有问题。我知道傅承邦在做不合法的事。我装作不知道，因为我贪心。我收了那些钱，帮他洗了那些钱，我以为永远不会有人查到我。但现在有人在查了。如果我再装下去，下一个坐牢的就是我。”

夏伯钧站起来，走向证人席。他的语气不像之前那样温和，而是带着一种明显的攻击性。

“林先生，你说你不想替别人坐牢。那你有没有想过，你作证之后，你会失去什么？”

“我知道。”

“你会失去你的公司，你的客户，你的声誉。你会被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调查，可能会被吊销执照，可能会被起诉。这些，你都想过吗？”

“我想过。”

“那为什么还要作证？”

林文龙看着夏伯钧。“因为我在香港犯的罪，不能因为我是新加坡人就不用承担。如果我这次不站出来，下次我可能会在另一个地方犯同样的错。我不想一辈子都在逃。”

夏伯钧冷笑了一下。“林先生，你说你不想替别人坐牢。但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证词可能会让一个无辜的人坐牢？”

“傅承邦不无辜。他知道那些钱有问题，他让我帮他洗钱的时候就知道。我不是在陷害他，我是在说出事实。事实就是——他洗了四亿七千万，他用我的公司作为工具，他用新加坡作为避风港。这些事，他自己心里清楚。”

夏伯钧的脸色沉了下来。“林先生，你是在指控我的当事人洗钱。但你自己呢？你收了那些钱，你帮他洗了那些钱，你也是罪犯。一个罪犯的证词，能信吗？”

林文龙沉默了很久。法庭里安静得能听见空调的嗡嗡声。

“夏律师，你说得对。我也是罪犯。我收了不该收的钱，做了不该做的事。我愿意承担我的责任。但我作证，不是为了减刑，不是为了脱罪。是为了让该负责的人负责。”

“傅承邦洗了四亿七千万，害死了一个人。那个人叫沈国良，他不是什么大人物，只是一个船厂的工程师。他查到了傅承邦洗钱的证据，然后他死了。我如果不站出来，傅承邦会继续洗，继续害人，继续用钱摆平一切。”

“也许我的证词不可信。也许你们会觉得我是一个罪犯，一个骗子，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但我说的是真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夏伯钧站在证人席前，手里的笔在指尖转了一圈。他有很多问题可以问——林文龙的犯罪记录，他的动机，他的可信度。但他没有问。因为林文龙已经承认了一切——他承认自己是罪犯，承认自己是为了减刑才作证，承认自己的证词可能不会被相信。

当一个证人自己说“我知道你们不会相信我”的时候，你再攻击他，反而会让陪审团觉得你在欺负一个已经认错的人。

“我没有其他问题了。”夏伯钧退了回去。

林文龙被带下去的时候，经过旁听席，看了沈未央一眼。他的眼神很复杂——有释然，有疲惫，有一种说不清的伤感。沈未央对他微微点了点头。不管林文龙的动机是什么，不管他是真心悔过还是为了减刑，他说的是真话。在这个充满谎言和伪证的法庭上，真话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东西。

上午的庭审结束后，沈未央没有去吃午饭。她坐在休息室里，面前放着一杯已经凉透了的咖啡，手里攥着父亲那封信。

傅承洲走进来，在她旁边坐下。

“你该吃点东西。”

“吃不下。”

“下午你要出庭，不能空腹。”

沈未央抬起头看着他。“傅承洲，如果夏伯钧问我，我和你是什么关系，我该怎么说？”

傅承洲沉默了片刻。“说实话。”

“什么是实话？”

“实话就是——你救过我，我欠你一条命。我们之间有很多说不清的事，有很多还没有过去的事。但那些事，和本案无关。”

“他不会觉得无关。他会觉得，我和你关系特殊，所以我的证词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