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吉卓玛是在一个早晨来找徐云深的。

她站在石屋门口，背着那个用了四年的帆布包，手里拿着一本边角磨得起毛的备课笔记。不是来聊天的，她开口第一句就是：“我要去县里开培训会。两个星期。村小的课，你来代。”

徐云深正蹲在火堆旁打酥油茶，木杵还在桶里，抬头看她。他本来想问你确定吗——一个在上海写了六年新媒体稿件的记者，连教师资格证都没摸过。但德吉卓玛没给他犹豫的时间，把备课笔记放在石台上，用笔在上面点了三下。

“这是课表。每天上午三节。汉语，算术，画画。画画课孩子们自己会画，你坐在旁边看就行，不用教。算术课你让次仁老者来帮忙——他以前是村里记工分的，加减法比你还快。汉语课教什么你自己定，诗歌也行，故事也行，写字也行。就两个星期。”

她把笔夹在备课笔记里，往后退了一步，看着徐云深，表情介于托付和威胁之间。徐云深把酥油茶倒了两碗，一碗推到她面前，一碗自己端起来喝了一口。“你什么时候走？”

“现在。车在垭口等我。”

德吉卓玛端起碗，站着喝完了一整碗酥油茶，然后把碗放在石台上，用手背擦了一下嘴角的酥油渣。她走到门口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徐云深，那句话等了两个多月才说出口。

“你刚来的时候，我觉得你住不久。”

“现在呢。”

“现在我把村小交给你。你说呢。”

她走了。背影消失在村道拐角处时，罗布刚好从次仁老者的石屋里跑出来，手里举着他那本牛皮封面的笔记本。他在德吉卓玛身后喊了一声“老师再见”，德吉卓玛没有回头，只是举起右手摆了一下——那个手势和桑杰在村口说“随便你”时的动作几乎一模一样。普布村的人都是这样告别的。不留步，不回头，不留多余的话，但一定会让你知道他们知道你在。

徐云深花了整整一个上午备课。他坐在石屋门口，面前摊着德吉卓玛的备课笔记和那本牛皮封面的笔记本。备课笔记写得很清楚——每个孩子的名字、年龄、已掌握的知识点、接下来两周的进度目标。他翻到汉语课那一栏，发现德吉卓玛在空白处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教他们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不会写的字用拼音。拼音也不会就用画。画不出来就让他们说。”

他把那句话看了很久，然后翻开笔记本，开始写教案。不是报道，不是村史，是教案——是他人生中第一份教案，也是普布村小学有史以来第一份由记者写的汉语课教案。在备课本第一行，他写下了第一课的标题——“我的名字”。旁边的桑杰正在磨刀。嘶嘶的声音均匀地响着，偶尔停一下，他用拇指试试刀锋，然后继续。

“你要教书了。”

“代两周。”

“嗯。”

桑杰没有说“你能行”，也没有说“孩子们会喜欢你的”。他只是继续磨刀。但徐云深注意到，他把磨刀的声音压得比平时更轻——不是刀不需要磨得那么用力，是他怕吵到徐云深备课。这是桑杰式的“加油”。

下午，徐云深去了村小。说是村小，其实就是德吉卓玛住的那间石屋旁边的一间稍大些的屋子。四个窗户只有两个能关严，黑板是刷了黑漆的片岩石板，讲台是一块垫高了的平整石头。他站在讲台上试了试高度，石头有点滑，下来时踩偏差点崴了脚。他低头看了看那块石头，发现它在动。不是石头本身在动，是石头下面有什么东西在动。他用脚尖轻轻挪开石头——旱獭蜷在石头下面的凹坑里，正用两只前爪捧着一小块昨天吃剩的糌粑在啃，和它对上目光时停了一下，黑豆似的眼睛和他对视了片刻，然后继续啃。

“你在这里干什么。这里不是教室。这里要上课了。”

旱獭没有理他。他把石头挪了回去，没压到它，留了一条缝。然后他从讲台上拿起一支粉笔——那是德吉卓玛从镇上背回来的，用塑料袋包了好几层。粉笔在黑板上画下去的时候发出轻微的摩擦声，和钢笔在纸上写字完全不一样，和树枝在土上画符号也完全不一样。有点涩，有点滑，有点粉末从笔尖掉下来落在袖口上。他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名字。然后退后一步看了看，太歪了。擦掉重写，还是歪的。写到第三遍终于正了。正了之后他又看了一会儿，觉得“名字”这两个字和上海办公室里任何一篇稿件的标题都不一样。它不追求点击量，不追求转发数，不需要被任何人点赞。它只需要被七个孩子看见，然后被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写下来。

当天晚上他把教案重新抄了一遍。不是修改内容——只是把字写得更工整一些，把每个孩子的名字都在心里默念了一遍。桑杰在火堆对面看他抄教案，在某一刻忽然放下磨刀石站起来，走到木架前，拿了一样东西放在他手边。那支钢笔——他从上海带来的、墨水已经快用完的钢笔。桑杰帮他灌满了墨水。不知道什么时候灌的，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找来的墨水——也许是德吉卓玛走之前留给他的，也许是他从镇上背粮时买的。

“写字的人，笔要有水。”

第二天早晨，桑杰没有去天葬台，只是在石屋门口磨那把已经磨了不知多少遍的弯刀，刀刃在日光下几乎透明。徐云深从他身边走过时停了一下。

“桑杰。你的第一堂课是谁教的。”

“师父。磨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