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布的父亲是在一个午后出现在村口的。

当时徐云深正蹲在石屋门口教罗布写汉字。桑杰那本牛皮封面的笔记本摊开搁在石头上，翻到画满符号的那一页。罗布趴在旁边用树枝在土上一笔一划地跟着描，描到“归”那个符号时，他停下来抬头问：“阿库，为什么‘归’是两条线叠在一起？”

“一条是走出去的线，一条是走回来的线。走出去又回来，就是归。”

罗布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继续低头描他的笔画。刚描到第三遍，远处传来脚步声——不是村里人的脚步，而是登山靴踩在碎石上发出的那种陌生的、笨拙的摩擦声。罗布抬头往村口方向张望，看到一个瘦高的影子正从垭口方向走来。他把树枝丢在地上站起来，眯着眼看了几秒，然后整个人僵住了。

徐云深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那个男人大约四十岁出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藏袍，背着一个军绿色的旧帆布包，走路的姿势有些跛——右脚在落地时会微微向外撇一下，像是受过伤，又像是走了太远的路。他的脸被高原的紫外线晒得黑红，颧骨很高，眼窝很深，和罗布有着一模一样的眉心痣——就在左边眉毛上方，一颗小小的、圆圆的、像一粒芝麻压进了皮肤里。

那个人站在离石屋几米远的地方，把帆布包从肩上卸下来放在脚边，然后看着罗布。

“罗布。”他说。声音很哑，像是很久没喝到水，又像是很久没叫过这个名字。

罗布没有动。他就站在石屋门口，双手垂在身体两侧，刚才握在手里的树枝掉在地上。那双平时总是好奇地到处乱看的眼睛此刻定定地看着那个男人，不眨，也不转。不是恐惧——一个从小在天葬台旁边长大的孩子不会轻易恐惧。也不是愤怒——愤怒是长大了之后才学会的东西。是困惑。是那种“我知道你是谁但我不知道怎么把你放进我已经习惯了的生活里”的困惑。

徐云深把笔记本合上放在石头下面压好，站起来走到罗布身边。他没有说话，只是站近了一些，让罗布的肩膀碰到他的腿。罗布感觉到了，往他腿边靠了半寸。

桑杰从石屋里走出来。他刚才在打酥油茶，木杵还拿在手里，袖口卷到手肘以上，右手虎口处沾着一点酥油渣。他看到门口那个男人，停了一下，然后把木杵放在门边的石台上。

“进来。”桑杰说。语气和他在天葬台上说“接着做”一模一样。

男人弯腰去拿帆布包，动作很慢，慢到徐云深注意到他弯腰的时候左手按住了右腰侧——那个位置，大概是肝脏。他把包拎起来，跟着桑杰走进石屋。经过罗布身边时停了一下，低头看着罗布，嘴角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继续往里走。

火堆旁。四个人。桑杰坐在靠门口那一侧，那是他惯常的位置——背对石门，面朝火堆，随时可以看到外面。徐云深坐在他对面。罗布坐在徐云深旁边，膝盖并拢，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后背挺得笔直——那是在村小上课时德吉卓玛教的标准坐姿。男人坐在火堆和木架之间，帆布包搁在脚边，没有打开。

桑杰倒了一碗酥油茶递过去。男人双手接住，喝了一口。他喝得很慢，每一口都含着停一下再咽下去，像一个在荒漠里走了太久的人，已经不相信水这种东西可以随便喝了。

“六年。”桑杰说。不是疑问，是陈述。他记得。

“六年。两个月。加上今天。”

“她在哪里。”

男人沉默了一会儿。他端着碗的右手微微发抖，不是因为冷——火堆烧得很旺，石屋里并不冷。他把碗放在膝盖上，用两只手捧着，像是在捧一个很小很小的、随时会碎掉的东西。

“日喀则。去年冬天走的。肺病。走了以后我才回来。”他低头看着碗里的酥油茶，“她说不要回来找你。她说你太小了，她走了你还有舅舅，舅舅对你比她对你好。她说等她好了就回来接你。等了五年，没好。最后那几天她一直在说胡话，叫你的名字。医生说不是胡话，是想家了。”

罗布依然保持那个笔直的标准坐姿，一动不动。但他的手指在膝盖上收紧，指甲掐进了掌心。徐云深把手伸过去，把他的手指从掌心里一根一根掰开。罗布让他掰，没有反抗，但也没有看他。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对面那个男人，盯着他左边眉毛上方那颗和自己一模一样的眉心痣。

“她葬在哪里。”桑杰问。

“日喀则那边的公墓。我们住的那个村子的公墓。没有天葬——那边没有天葬。她说不回来了，太远了，路不好走。”

桑杰没有说话。他把手伸进藏袍内侧，摸到洛桑奶奶那只铜经筒，轻轻拨了一下。经筒在藏袍里面转了几圈，发出细微的、只有他自己能听到的金属声。

“你回来做什么。”桑杰问。

“接罗布。”

罗布猛地站起来。不是站起来——是弹起来，像一根被压到底的弹簧突然松开了。他的膝盖撞翻了地上放酥油茶的木碗，茶洒在牛粪饼堆上，白色的蒸汽嗤地一声升起来。

“我不走。”

他说的是藏语。不是平时那种叽叽喳喳的、带着笑声的藏语，是咬着牙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的藏语。他说完转身就往门口冲，被徐云深一把拉住了手。

“罗布。”

“我不走！他走了六年！阿妈走了他也不回来！现在回来就要带我走——我不走！”罗布甩开徐云深的手，眼泪涌出来糊了满脸，但他没有擦，只是站在那里攥紧拳头瞪着那个男人，胸口剧烈起伏。

男人没有站起来，也没有辩解。他就坐在那里，低着头看着洒在地上的酥油茶，肩膀塌下去，塌下去，一直塌到整个上半身几乎弯成了一个括弧。

“你阿妈说的。她走之前最后一句清楚的话——去普布村，把罗布接回来。她说她对不起你。不是把你丢在这里——是没办法。她一直想回来，每年都想，每年都攒不够路费。后来病了，攒的钱都买了药。到最后也没攒够。”他把帆布包拉过来，打开。里面有几件旧衣服、一包藏药、一个用布包了好几层的东西。他把那个布包一层一层拆开，拆到最后，是一只很小的布偶——用碎花布缝的小羊，针脚歪歪扭扭，一只耳朵缝歪了，另一只耳朵已经快掉下来，布面磨得起毛，颜色从原来的白底红花褪成了灰底暗粉。

“她缝的。在医院缝的。说等你过生日寄回来。没寄——她说怕寄丢了。让我亲手给你。”

罗布看着那只小羊。眼泪还在流，但他没有再喊。他伸手接过布偶，翻过来看到小羊肚子上用红线缝了一个歪歪扭扭的符号——是“罗布”，宝贝的意思。那个符号徐云深教过他，他在土上画过很多遍，画得比徐云深教的还工整。但阿妈缝的这个比他画的任何一个都歪，红线是双股的，打结的地方鼓起一个小疙瘩，像一粒红豆缝进了布里。

“阿妈什么时候教我缝的？”罗布问。声音很小，小到几乎被火堆的噼啪声盖过去。

“你两岁的时候。她缝衣服，你非要学。她给你一块碎布一根针，你扎了手，哭了一晚上。”

“我忘了。”

“她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