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的进程比预想的要慢。

张律师发出去的律师函石沉大海，对方没有回应。一周。两周。三周。于甄鹿每天查两次手机——一次是早上醒来，一次是晚上睡前——看有没有未接来电。没有。对方选择了沉默。又过了两周，法院寄来了开庭传票。于甄鹿看到那封传票时，手指没有再颤抖。不是因为他不害怕了，而是因为恐惧已经超出了某个阈值，变成了麻木。就像被烫伤的手指，温度再高，也感觉不到了。神经末梢已经坏死了。他在一本心理学书里读到过这叫“习得性无助的躯体化”——一个他很喜欢但永远不想用来形容自己的词。

鹿梦鱼帮他请了一位专业的诉讼律师，姓陈，专门处理民间借贷纠纷。陈律师是个五十岁左右的女人，头发剪得很短，戴黑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但逻辑极为紧凑——她不会打断你，但会在你讲完之后精确地说出你刚才三个论点中的两个漏洞。她看了材料之后，给出的判断和张律师差不多：“对方的证据链比较完整，诉讼时效也没有问题。我们能做的是压低利息和违约金，争取分期还款。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法院很可能会支持对方的大部分请求。”

“那打官司还有什么意义？”于甄鹿问。他的声音里有一种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疲惫——不是身体累，是那种“明知道结果却还是要走完流程”的疲惫。像一个人站在传送带上，明知道终点是一堵墙，却不得不继续往前走。

“意义在于，”陈律师说，手指交叉放在桌面上，没有多余的动作，“你不打，对方说什么就是什么。你打了，至少你有机会说‘不’。从某方面讲，法律不是正义的化身，法律是规则的游戏。你要学会玩游戏。”

开庭日期定在一个月后。这一个月，是于甄鹿人生中最漫长的一个月。

他每天照常上班，照常做表格、打印文件、订盒饭。没有人知道他正在经历什么。他的同事会跟他开玩笑——“于哥，今天中午那个炸鸡外卖谁点的？只分给我一块。”他会笑着回应——“下次多点一份。”他的上司会批评他的工作——“这个格式又错了。”他会说“好的，我改”。他看起来和以前一样——沉默、谨慎、偶尔开一个不太好笑的玩笑。他的伪装没有裂缝。专业伪装者。他在茶水间和同事聊昨天的球赛时，口袋里的手机正在震动——是法院的短信通知，告诉他开庭日期确认了。他笑着接完同事的话，然后走进厕所隔间，锁上门，坐在马桶上，把那条短信看了五遍。然后站起来，洗手，照镜子，确认自己的表情没有问题。回去继续做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