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芷晴站在柳予怀旁边，脸上的笑容没有变。她看着台下那些鼓掌的人，看着那些擦眼泪的人，看着那些交换眼神的人，嘴角那个弧度保持得完美无缺。但她挽着柳予怀的那只手，手指收紧了，紧到指甲嵌进了他的西装袖子里。

柳殷看到了那个动作。

她端起那杯一直没喝的香槟，一口喝完了。

宴会持续了三个小时。

柳殷坐在位子上，和来敬酒的人碰杯，和来寒暄的亲戚微笑，和那些不认识的人说一些客套的、无关紧要的话。她看着柳予怀和白芷晴一桌一桌地敬酒，柳予怀每桌都喝，白的红的轮着来，脸从白变红，从红变白，但脊背始终挺得笔直，走路的步子始终很稳，像一台被设置好了程序的机器，精准地执行着每一个指令。

白芷晴跟在他身边，替他挡酒，替他圆场，替他应对那些长辈的刁难和玩笑。她的表现堪称完美——聪明、得体、滴水不漏，像一把被磨得锃亮的刀，每一刀都切在应该切的地方。

宴会快结束的时候，柳殷去了洗手间。

她站在洗手台的镜子前，看着自己。镜子里那个女人看起来像另一个人——精致的妆容，得体的礼服，耳朵上那副珍珠耳钉在灯下闪着温润的光。她想起五年前，她刚从大学毕业的时候，穿着从淘宝买来的九十九块钱的连衣裙，站在出租屋的镜子前，对自己说：柳殷，你以后一定会很厉害的。

她现在确实很厉害了。

她在国内最大的投资机构之一做到了总监，手上管着十几个项目，团队里的人都怕她，因为她对数字的敏感度极高，谁要是敢在报告里写错一个数字，她能当着全组人的面把报告摔在那个人脸上。她一年飞了三十多万公里，住过上百家酒店，开过几百场会，签过的合同摞起来比她人还高。

她很厉害。

她也很累。

她看着镜子里自己的眼睛。那双眼睛和柳予怀的很像——平，静，像结了冰的湖，看不出底下有什么。但此刻，那双眼睛里有一样东西是她不认识的，是一种很淡的、几乎看不出来的疲惫，不是身体的疲惫，是另一种更深的东西，像一根弦绷得太久了，虽然还没有断，但你听得到它在嗡嗡地响，告诉你它快撑不住了。

她打开水龙头，洗了洗手，擦干，补了一下口红，对着镜子笑了笑。那个笑容和柳母的一模一样——嘴角的弧度刚刚好，不会让人觉得太热情，也不会让人觉得太冷淡。

然后她走出了洗手间。

走廊里很安静，宴会厅里的喧闹被厚重的木门隔在了身后。走廊的尽头是一扇落地窗，窗外是白家的后花园，月光洒在草坪上，游泳池的水在月光下泛着银色的光。

柳殷沿着走廊走过去，走到那扇窗前，站住了。

窗外有两个人。

柳予怀站在草坪上，西装外套脱了，搭在手臂上，衬衫的袖子卷到手肘，领带松了，领口解开两颗扣子。他站在月光下，仰着头看着天空，不知道在看什么。夜空中没有几颗星，北京的夜晚很难看到星星，但他看得很认真，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白芷晴站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她穿着那件白色的婚纱，裙摆拖在草坪上，沾了露水和草屑。她看着柳予怀的背影，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爱，有恨，有满足，有不甘，有那种你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但你发现这个东西和你想象的不一样时的茫然。

没有人说话。

月光很安静。游泳池的水很安静。花园里的虫鸣很安静。

柳殷站在窗前，看着那两个人，看了很久。

然后她转过身，走了。

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有节奏的声响。哒，哒，哒。每一声都像是一个句号，把她和这个夜晚、这场婚礼、这两个人之间的一切，一笔一笔地画上句号。

她走出白家的大门，走到停车场，打开车门，坐进去，发动引擎。

车子驶出那条种满法桐的道路，驶过那道黑色的铁门，驶过那片安静到让人不安的街区，汇入主路的车流。城市的灯光从车窗外涌进来，橙色的、白色的、红色的，一片一片地掠过她的脸。

她打开音响。

是一首老歌……

柳殷把音量调大，大到能盖住脑子里所有的声音。

她开着车，在北京的夜色里穿行。经过国贸的时候，她看了一眼那几栋亮着灯的高楼，她以前觉得自己有一天会坐在其中一栋的顶层办公室里，俯瞰这座城市，但现在她看着那些楼，忽然觉得它们很冷，很硬，像一根根插进天空的钉子。

她把目光收回来，继续开车。

那年秋天，银杏叶落了满地。

那年冬天，北京下了第一场雪。

那年柳殷二十七岁，是她人生中最好的一年，也是最坏的一年。好的部分是她的职业曲线像坐了火箭一样往上蹿，坏的部分是她说不上来哪里坏，就是每一天醒来的时候，心里都有一个很小的声音在说：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就是又过了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