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沉默了几秒，但还是很快接受这个早就预料到的事实，“所以现在我想问，假如我只是想带走我在入职前那部分原始的研究成果呢？这种路径可行吗？”

“这也是我接下来想说的，罗斯小姐。你提到自己没有签署过职务归属发明协议，这意味着你是有可能保留该部分核心知识产权所有权的。”

我有些惊喜，悄悄松了口气，但又听见他立刻说：“如果你申请了技术专利，这会让你的地位牢固得多……但你说自己并没有申请过这项权利，这会让你这份‘个人原创’主张缺乏最有力的官方文件佐证，更多依赖私人记录和证人证言，证明力会相对较弱。”

见我不说话，律师犹豫了一下，“我知道你是莉迪亚的朋友，所以我就更坦诚一些吧。知识产权诉讼，尤其是商业秘密诉讼，说直接点就是‘律师费的战争’，像OXE这样的巨头可以轻易负担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的律师费，将诉讼拖入长达数年的证据开示阶段……伊莎贝尔，在此期间你需要提供大量早期研究笔记、代码版本记录、邮件通信等证据来证明你的个人原创。这个过程本身极其耗费财力、精力和时间。许多个人发明者就是在这个阶段被拖垮，被迫和解的。”

长久的凝滞后，我还是想不死心地问一问：“我胜诉的概率有多少？”

“很低。”

“很低是多少？”

“这个我不好说。”

“请。”我几乎是恳求地说，“请给我个答案，就算模糊一点也好。”

“低于30%……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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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几个律师，给出的答案无一例外，胜诉概率要么很低，要么几乎没有。最好的办法就是庭外和解。

挂断最后一个电话，我感到胃部一阵绞痛。烟盒空了，公寓里被蔓延开的灰蓝色烟雾笼罩着，没有任何声音，安静的像是全世界都死了，而我是一个真正的孤魂野鬼。

我从没想过自己会走到如今这一步，这和我当初想的一点也不一样。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打得我措手不及，这样的错我犯了不止一次。可我还是不长记性，又一次掉进风暴中心。

我甚至不敢相信这一切真的发生了，我怎么就这样被动，就这样甘心被别人推着走。我不该这样的，这不是我。

重新将视线落在那张字条上时，我想起了艾米莉告诉我的事。

他遇到了麻烦。

议员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头衔。那是他试着重新被信任，试着在这个他守护过、也伤害过的世界里找到一个可以发力的支点。那对他很重要。

他对我也很重要。我爱他。

我不想害他，我想帮他。

也许我可以......

......

可我什么时候成了可以为爱情牺牲一切的人？

我为什么总是要把自己放进圣母叙事里？

我明明也有其他重要的东西。我的成果、我的事业对我来说也是重要的。

那是我数年来的心血，是我梦想的起点。十年前的我渴望改变世界，十年后的我仍然对此抱有期望。

这一刻，我突然意识一个可悲的事实。

我从来就不是什么高尚无私的人。因为我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放弃后门协议，我也从没否认过瓦伦蒂娜那份新工作邀约的价值。

我本不该以此为耻的。

就像我当初决定留在纽约也不仅是因为他，更多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崭新的生活。现在我又怎么能将自己的选择全部归因于“为他好”这一点上。这对他不公平，也显得我虚伪。

所有人都已经告诉了我什么才是最优解。选择它，守住一切我在乎的人和事。

还有更好的选项吗？

摆在我面前的依旧是那两个选择：拒绝工作邀约，打一场漫长且输赢未知的官司，冒着被瓦伦蒂娜反咬一口的风险，承担一个连累他的可能；[接受工作邀约，保住自己的成果，还会有一个难得的科研项目，]但与他时空上彻底割席。

我早就把欲望写在了明面上。

省省吧。我对自己说。

别骗自己了。

……别再骗自己了。

振铃的手机将我的思绪拉回身体，来电显示让我的眼皮不受控地跳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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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 rioflettuto,Cara?”（你考虑好了吗，亲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