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时常会为MIT有托尼·史塔克这样一位家财万贯的热心校友而感到庆幸。

从坐进学校礼堂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自己不必再为了争取科研资金而硬着头皮和PI参加社交活动，也就不用再堤防哪个富商的手悄无声息地放在了我的大腿上，或是在某个以讨论项目为由而展开的单独交谈中，手里被塞进一张酒店房卡。

“这是我希望的情况，二元倒回改造架构，简称‘BARF’，天，这缩写还得好好想想……清除创伤性记忆，它不会改变我父母没能抵达机场的事实，也不会改变我为了抚平悲伤所做的一切……还有为这个治疗实验花费的6.11亿美元。”他有些自嘲地说，“脑子正常的人绝不会资助这个项目。”

周围响起低笑声，以及更多的感叹和钦佩。

“提醒我一下，”他忽然问，“MIT的办学宗旨是什么？”

我坐在台下和几百号人一起回答他的提问：为了生成、传播和保存知识，与他人一同合作，运用这些知识，迎接各种严峻挑战。

那年我25岁，和在座的每个人一样——胸腔里鼓胀着一个改变世界的梦想，坚信自己拥有足以实现它的才智与勇气，缺的只是一个被资助的机会而已，这就让此时的史塔克像一位慷慨的大天使。

他的九月基金没有附加条款，不用缴税，只有一份近乎奢侈的信任。我暗暗下定决心，要紧紧握住这份命运馈赠的礼物，亲手搭建起一座通往理想世界的科学天梯。

同行的莉迪亚表示有钱就是好，他甚至可以用几个亿为自己的自欺欺人买单。我倒不觉得这样的自欺欺人毫无用处，二元倒回改造架构的交互场景可以应用在很多领域。

况且，他肯为自己执念买单的性格，不也给了更多像我们这种梦想尚未变成执念的人一个圆梦的机会吗？

老实说，抛开有没有用这一点不谈，我也能理解他。不管是想用钢铁盔甲防止外星人入侵地球，还是用被他戏称为“呕吐物”的全息技术改写海马体创伤记忆，提前堵死心理崩溃的隐患——都说明他是个习惯用“提前干预”解决问题的理想主义实干家。

这种习惯背后的想法，大概与我想用生物响应打造保密安全架构的理念是一致的。

本质上都是一种守护。

“好吧，这位守护甜心，你决定好要不要去今晚的派对了吗？”莉迪亚用夸张化的黑人口音不着调地说，并朝我挤眉弄眼。

“抱歉——我现在要去忙着改变世界了。”我宣布。

“God damn it,Isabel,你这样让我压力很大。”

“那就和我一起啊，这种派对很无聊，听一群傻瓜男生唠叨哲学和艺术……但那只是为了和你上床而已。”

“好吧，我得承认你是对的。”

当我把自己关于后门协议的构想分享给莉迪亚时，她奉承说下一位诺贝尔生物学奖得主就坐在自己旁边。我笑说诺贝尔压根儿没有生物学奖。她说管他呢，反正托尼·史塔克掏钱叫我们放手去改变世界了，咱姐们儿的未来足以亮瞎每个人的眼睛。

是啊，那一定是很好的未来。我满心期待地想。

-

我很诧异自己昨天与瓦伦蒂娜进行了那样灾难的对话后竟然没做噩梦，反而在梦中回到了那个纯粹又昂扬的“黄金时代”。

但对照此刻惨淡的现实，我不知道这究竟还算不算一个好梦。

巴基已经离开了，餐桌上放着他为我留下的早饭、咖啡和一粒药片。杯子下压着一张字条：有点突发状况，我先走了。按时吃药，别忘了！求你。

PLEASE的每个字母都被他写得老大。

我给他打电话，没人接。于是我联系了艾米莉，她告诉我巴基的竞争对手搞了点动作，在演讲里指摘他作为冬兵时不正当干政的往事。

“但你别担心……我们会解决的，相信我们。”

吞下药片，我在喝咖啡前点燃一根烟。晨起第一根烟总能让人飘飘欲仙，我在烟雾的环绕下头脑放空，甚至手脚都开始麻木。

我拨通了莉迪亚的电话。

“我确实认识几个纽约擅长知识产权案子的律师，但是伊莎贝尔，这种事情你真的不打算告诉你男朋友吗？”

“有什么用？这阵子告诉他只会添乱。”嘴里咬着的烟让我的声音有些含糊，于是我在弹烟灰时又说：“你把联系方式发给我，我这边先自己联系着，摸个底，等大选彻底结束……我再考虑起诉的事情。”

“行吧，你是个谁也劝不动的倔驴，我早就知道的。联系方式我发给你了，作为回报，你得来新加坡做我的伴娘……老天呐，这几年我们一共才见了几次？”

“好的。好的。新娘大人——谁让你找了个那么远的工作。”

“Nerd,你结婚的时候我也要当你的伴娘，这事儿没得商量。”

“遵命，长官。”

我笑着应和，但不知道为什么摇了下头。

挂断电话后，我又在餐桌前呆坐了好一会儿，才逐个拨通律师的电话。

-

“罗斯小姐，我需要再向你确认两点：一是你说自己使用了原公司的实验室、设备、专用软件以及数据库；二是你在入职时签署了保密协议，承诺对接触到的所有公司信息负有保密义务。”

“……是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极有可能认定你在原公司任职期间优化的科研成果属于职务发明，知识产权归原公司所有。这是美国知识产权法实践中的普遍原则。如果你要带走或使用这项技术成果，就会构成商业秘密侵权，这是一个非常难以突破的法律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