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关。”

“账本在我房间的抽屉里……”

“我知道。”

周姐松开手，被抬上了车。救护车的门关上，警笛响起来，车子拐出七宝老街，消失在车流里。

陈穗岁站在门口，看着救护车开走的方向，站了大概十秒钟。

然后她转身回了饭馆。

她看了看墙上的钟——下午三点二十。距离晚餐高峰还有两个多小时。她走进后厨，把所有晚上要用的食材清点了一遍。猪肉够，青菜够，面条够，馄饨皮不够了，要再擀一点。她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流程，然后挽起袖子，开始干活。

擀馄饨皮是一件技术活。面要和得硬，醒得透，擀得薄。周姐教过她一次，她没上手做过，但她在旁边看了不下三十次。每一个动作都刻在脑子里——手掌压面的力度，擀面杖滚动的角度，面皮翻折的节奏。

她开始擀。

第一张，厚了。第二张，破了。第三张，还是厚了。她没有停下来，额头上冒出了汗，面粉沾在脸上，她也顾不上擦。第四张，好了一点。第五张，接近了。第十张，她觉得可以了。

她把擀好的馄饨皮叠成一摞，用湿布盖上，开始调馅。猪肉要剁成泥，加姜末、葱花、盐、糖、生抽、一个鸡蛋，顺着一个方向搅上劲。她搅了三百圈，胳膊酸了，但手感告诉她——够了。

四点五十，她包了六十个馄饨。每个馄饨的褶子都一样多，大小都一样大，摆在托盘上整整齐齐，像一列列士兵。

五点十分，第一个客人来了。

是那个穿深蓝色工装的男人，每天七点十分来吃早饭的那位。他从来没有晚上来过，今天大概是加班。

“周姐呢？”他问。

“去医院了，”陈穗岁说，“腿不好。”

“那你一个人？”

“嗯。吃什么？”

他看了一眼菜单，犹豫了一下：“雪菜肉丝面吧。”

“今天的大排也不错，新鲜到的，我早上亲手腌的。”

他又犹豫了一下：“那就大排面，加个荷包蛋。”

陈穗岁转身进了后厨。她开火，烧水，下面，煎蛋，炸大排，一气呵成。大排是她早上腌的——周姐教过她的配方：酱油、糖、五香粉、姜片、料酒，腌制四个小时以上，裹上红薯淀粉，油温七成热下锅，炸到两面金黄。

她把面端出去的时候，汤没有洒一滴，大排摆在面上，荷包蛋摆在旁边，葱花撒得均匀，卖相比周姐做的都不差。

工装男人吃了一口大排，抬眼看她，眼里有一点意外。

“好吃吗？”陈穗岁问。

“好吃。”他说，然后又补了一句，“跟周姐做的一个味。”

陈穗岁点了点头，回到后厨，靠在灶台边上，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她的手在抖。不是害怕，是紧张退去之后的余震。她刚才在后厨干活的时候，脑子里的算盘噼里啪啦地打了一万多下——面的软硬、汤的咸淡、火候的大小、时间的控制，每一个变量都要算进去，差一点都不行。

她算对了。

第一个客人满意地走了。第二个客人来了，第三个，第四个。晚餐高峰的客人比她预想的少了大概两成，可能因为周姐不在，有些老顾客去了别家。但留下的那些人，没有人抱怨，没有人退菜，没有人说“今天的面不如以前”。

她把每一碗面都端得稳稳当当，把每一笔账都算得清清楚楚，把每一张桌子都擦得干干净净。

晚上九点十分，最后一桌客人走了。

她收拾完所有的东西，关了灯，锁了门，回到隔间，坐在行军床上，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一样。她的右肩在疼，因为端了太多次面；她的腰在酸，因为站了将近十个小时；她的手指上有两道刀伤——切葱的时候切的，不深，但疼。

她低头看了看左手腕上的镯子。银镯子上沾了面粉，沾了油渍，沾了葱花的气味。红绳被水泡了一整天，颜色变得更淡了，淡到几乎看不出粉色，只剩一点若有若无的红，像天边最后一抹晚霞。

她没有力气洗澡，也没有力气换衣服，就这样穿着沾满油渍的围裙，歪倒在行军床上，闭上了眼睛。

她以为她会睡不着，但她的身体比她的意志更诚实——她几乎是在闭上眼睛的瞬间就睡着了。

没有梦。或者说，她梦到了什么但她不记得了。

第二天早上四点，她醒了。比平时早了半个小时。

她起身，用凉水洗了脸，把头发重新扎了一遍。她走到后厨，开始准备早餐。

周姐不在，这家店就是她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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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姐在医院住了三天。

这三天里，陈穗岁一个人撑起了整家饭馆。早上四点起床，晚上十点关门，中间除了吃饭的十几分钟，她一刻都没有停过。她的手被洗洁精泡得发白，指缝里全是裂口，碰一下都疼，但该洗的碗一个都没少洗，该切的菜一根都没少切。

第三天的晚上，周姐回来了。

她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从门口挪进来。陈穗岁正在收银台后面算账，抬头看到她，手里的计算器停了一下。

周姐站在门口，打量了一圈饭馆。桌椅摆得整整齐齐，地面干干净净，墙上的菜单被重新写过了一遍，字迹工整，比她自己写的漂亮。后厨飘出一股骨头汤的香味，浓郁醇厚，闻得人胃里一暖。

“这几天的账呢？”周姐说。

陈穗岁把账本递过去。

周姐翻了几页，手指停在一行数字上，眉毛挑了起来：“这三天，营业额没跌？”

“跌了一成半。”

“就跌了一成半？”

“嗯。”

周姐把账本合上，看着她。那目光跟第一次见面时不一样了——第一次是打量，是审视，是判断这个女孩值不值得留下。现在是另一种东西，陈穗岁说不上来，但她知道那里面有信任，有认可，还有一种她不太习惯的东西。

那东西叫“被看见”。

“穗岁，”周姐说，“以后你别洗碗了。”

陈穗岁愣了一下：“那我干什么？”

“你管账。收银、采购、库存，都交给你。洗碗我另外找人。”

陈穗岁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不是感动，是一种她形容不出的情绪——像是你一直在往上爬，爬了很久，手脚并用，满身是泥，忽然有一个人伸出手来拉了你一把，说“你不用爬了，你可以走了”。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手指上缠着三块创可贴，都是刀切的口子。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她说。

周姐拄着拐杖走到她面前，伸手揉了揉她的头发，就像姥姥以前经常做的那样。

“我知道你不会。”

陈穗岁没有躲。她站在那里，让周姐的手在她的头顶停留了大概三秒钟。那三秒钟里，她闻到了周姐身上的味道——药膏的味道、碘伏的味道、医院里消毒水的味道，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属于家的味道。

她把这三个字压在心底，没有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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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她回到隔间，没有立刻睡觉。她坐在行军床上，把那本《新华字典》从枕头底下拿出来，翻到“收”字。

收入，收获，收成。

她把字典合上，放在膝盖上，看着窗外的月亮。上海的月亮比苏北的小，被高楼遮去了大半，只剩一道弯弯的、细细的月牙，像一枚银色的钩子，钩住了天幕的一角。

她摸了摸手腕上的镯子。

“姥姥，”她轻声说，声音小得像呼吸，“我不洗碗了。我管账了。”

隔间里只有油烟管道的轰鸣声在回应她。

但她觉得姥姥听到了。

因为红绳忽然松了一下。

不是断了。只是松了。那三个死结里有一个，微微地、几乎察觉不到地松了一点点。

陈穗岁盯着那截红绳看了很久，然后把镯子转了转，让松了的那一面贴在脉搏跳动的地方。

她闭上眼睛。

姥姥，你说红绳断了，坏运气就散了。

那红绳松了，是什么意思呢？

她没有答案。

但她觉得，应该是好事。